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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恩“范式”理论及其在我国档案学领域的研究应用
作者:超级管理员 来源: 更新时间:2008-01-11
薛永强
 
    随着当代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顺应这种形势,“范式”的概念应运而生。“范式”一词由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提出后,即被学术界广为关注,并被逐渐应用到各个学科领域。不仅在哲学界引起了广泛影响,而且对哲学以外的学科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出现了各学科的范式研究,如史学领域的“批判史学范式”、经济学领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范式”、社会学领域的“社会批判范式”以及管理学里的“管理范式”等等。而在我们档案界,也开始了具体学科的范式研究,如“范式理论与档案管理探略”[1]等,开启了我国档案学范式理论的探索之路。这些与具体学科的结合研究,实际上确实如库恩本人的范式思想所揭示的那样: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观察世界的视野与理论参照体系,并进而形成一门学科的理论传统和研究取向。本文主要对库恩的“范式”理论及其科学发展的动态模式加以介绍,并对目前我国档案学界范式理论的研究情况予以梳理。
 
    一、库恩的范式理论
 
    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 1922—1995)是当代著名的美国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家,是西方科学历史主义学派的最主要代表人物,是“后现代科学文化哲学之父”[2]。库恩早年求学于哈佛大学,获哲学和法学博士学位,曾任美国科学史学会主席、美国科学院院士,主要哲学著作有《科学革命的结构》、《量子物理学史料》、《必要的张力》等。
 
    库恩对科学哲学的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提出了范式概念,二是把常规和革命相互交替的概念首次应用于科学史。而这种常规和革命相互交替的动态发展模式,在库恩看来实质上就是新旧范式交替发展的历史。因此,范式在库恩的科学哲学中处于中心地位,是最重要的基本概念,所以库恩的科学观常常被人们称之为“范式论”。
 
    (一)科学共同体与范式
 
库恩的科学哲学的理论核心是范式,而他的范式理论又是建立在他的科学共同体的概念基础之上的。因此,要了解库恩的范式理论,首先要把握科学共同体这个概念。
 
    1、科学共同体
 
    所谓科学共同体就是科学家集团,就是在一定历史时期,一定学科领域中持有共同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科学家集团。库恩指出:“科学共同体就是由一群经历了相同的教育和业务的传授;吸收了相同的技术文献;获得了相同的学科训练的科学专业的从事者所组成的[3]。”他们由于所受教育与训练相同,探索和研究的目标相同,阅读文献、理解问题的方式相同,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相同等等,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共同的科学家集团或科学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具有这样一些特点:内部交流比较充分,专业方面看法比较一致,同一共同体成员吸收类似的文献、引出类似的教训。反之,不同的共同体成员由于研究目标不同、观点不同、概念术语和行话不同,使用的资料、文献和教材不同、心理素质不同,业务交流就比较困难甚至难以进行。
科学共同体具有相对性,可以分出许多不同的层次或级次。如全体自然科学家相对于非自然科学家来说就可以成为一个共同体。低一级的是每个一级学科的共同体,如历史学家的共同体、医学家的共同体、文学家的共同体等。其中每一个又可以细分出许多子集团,如作为二级学科档案学,其专业人员所组成的共同体等。有才能的科学家往往是跨越学科的好几个科学集团的成员,如爱因斯坦既是物理学家又是科学哲学家。
 
    2、范式
 
    “范式”这一概念是库恩的独创,库恩于1959年在《必要的张力:科学研究的传统和变革》一书中,首次予以使用,在1962年发表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库恩对范式这个概念作了详尽的发挥和系统的拓展。
 
    “范式”(paradigm)原文来自希腊文,含有“共同显示”的意思,由此引出模式、模型、范例等义。但是,库恩从来没有对范式这个十分重要的概念作过明确的、定义性的解释,而是在不同的场合常作不同的阐述。英国语言学家玛斯特曼曾对此做了一个统计,库恩在仅有170多页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竟先后对范式作了20余种不同的解释。她把这20余种解释分为三类:
 
    (1)形而上学范式,也就是元范式,它是范式中层次最深、也比较牢固的部分,构成范式的核心,包括某些基本原则、科学信念乃至世界观等;
 
    (2)社会学范式,如公认的科学成就、具体科学成就、一套科学习惯,或比作一套政治制度、司法裁决等;
 
    (3)人造范式或构建范式,如教科书或经典著作、工具仪器、类比、格式塔图象等。
库恩认为,“范式”这个概念与“科学共同体”这个概念是密切关联的。它是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同具有的东西,科学共同体的成员之所以具有共同的特征,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具有共同的范式。那么,“范式”与“科学共同体”共同具有的什么呢?库恩有时候说是科学家集团共同具有的传统;有时它是科学共同体所共有的模型或模式;有时又说它是科学共同体“把握世界的共同的理论框架”;有时又说是科学共同体所共有的的“理论上和方法上的信念”,等等。
 
    从上可见,库恩所称的范式,主要是指以下两个方面:
 
    (1)从心理上说它是科学共同体所共有的信念;
 
    (2)从理论和方法上说它是科学共同体所共有的模型框架
 
    总起来说,它就是某一科学家集团在某一专业或学科中所具有的共同信念。这种信念规定了他们共同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为他们提供了共同的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框架,从而形成为该学科的一种共同传统,并为该学科的发展规定了共同的方向。
 
    库恩还特别强调“我最关心的是范例”,“‘范例正是为范式第二种更基本的意义提供了新的名称范式是共有的范例[4]。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列举了历史上科学“范式”的一些例子。如托勒密的地心说是早期天文学家集团的范式,它为他们规定了基本的理论、观点和方法,从而为他们提供了考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框架,并为当时天文学的发展规定了方向;又如哥白尼的日心说是哥白尼以后天文学家集团的范式,它为他们规定了基本的理论、观点和方法,从而为他们提供了考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模式或框架,并为后来天文学的发展确定了新的方向,等等。
 
    科学中有没有库恩所说的“范式”这一类东西,在西方曾经引起热烈的讨论。回答应该是肯定的,虽然库恩对范式的解释混乱不清。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边缘性学科、横断性学科和综合性学科的大量出现和发展,科学发展的一体化趋向日益明显。不论在自然科学还是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整体性”的观点加强了,结构的方法、系统的方法、模型的方法等整体性方法被广泛应用。“库恩的范式理论就是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这种整体性方法在哲学上的体现[5]。”
 
    (二)科学发展的动态模式
 
    在“范式”和“科学共同体”概念的基础上,库恩提出了科学发展的动态模式理论。他提出科学的发展是一个进化和革命、积累和飞跃、连续和间断的不断交替的过程,这一思想在库恩的科学哲学理论体系乃至科学哲学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目前国内已有学者运用这一理论解析档案学发展的历程[6]。这里对库恩科学发展的动态模式理论做简要阐述。在库恩看来,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般要经历如下几个阶段:
 
    1、前科学时期
 
    库恩根据其对科学史的研究,把科学的“早期发展阶段”或初始时期称之为前科学时期。前科学时期的特点是;没有一个统一的科学共同体,没有一个公认的范式,存在许多竞争学派。他们各执己见,对各种问题争论不休。经过长时间的争论后,才逐渐形成统一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即“范式”,于是才从前科学时期进入科学时期。库恩认为在人类发展早期,各门学科都处于前科学时期或前范式时期,只是到了后来才相继进入科学时期。
 
    2、常态科学时期
 
    库恩把范式确立后的时期称为“常态科学时期”。所谓“常态”科学就是“常规研究”的科学,就是根据范式而研究。在常态科学时期,科学共同体对于共同的范式坚信不移,正如同宗教信徒们对于宗教教义的坚信不移一样。在常态科学时期,科学家的主要任务是搜集观察和实验资料,进行一般的理论研究即“解题”或释疑。所谓难题就是范式规定可以肯定有解的问题。难题是对科学家的挑战,陷入困境的是科学家而不是理论。常态科学只所以进步迅速就在于科学家在公认范式支配下,没有原则争论,精力能集中在他们有能力可以解决的问题。在常态科学时期,科学家的任务不是检查范式、改变范式,而是坚守范式,坚定不移地用范式去解决科学研究中的各种问题。他说范式犹如工具,只能责怪人,不能责怪工具。
 
    3、科学反常和危机时期
 
    库恩认为,在常态科学时期有时会出现反常现象。所谓“反常”,就是观念与范式的预期不符合,也就是人们无法用范式对现象作出解释。随着科学的发展,科学研究继续不断地揭示出意料之外的反常,反常现象越来越多并且越来越频繁,于是就引起常态科学的危机。于是人们对范式开始怀疑,对它的信念逐渐动摇。检验范式总是在解决难题不断失败而引起危机之后才产生的。
 
    由于对范式的怀疑,科学家集团的成员们因失去共同信念而分裂,于是引起不同派别的争论。有的主张继续固守旧范式,有的则主张抛弃旧范式另建新范式。这就标志着常态科学时期的结束,反常时期或危机时期的到来。新范式的出现就是危机的终结。库恩列举了科学史上的三大危机:“(1)文艺复兴时期天文学托勒密体系的危机;(2)18世纪下半叶化学燃素说的危机;(3)19世纪末20世纪初物理学牛顿力学的危机[7]。”
 
    4、科学革命时期
 
    危机是科学革命的前兆,而科学革命则是危机的必然归宿。科学革命就是指旧范式向新范式的过渡,或者是由范式的改变所导致的一种常态科学向另一种常态科学的变化过程及在这一过程中的科学研究方式。库恩有时也称科学革命为“范式的革命”。范式的转变就是革命,抛弃旧范式与接受新范式同时发生,是破坏与建设的统一。由于范式不是认识而是信念,因而从旧范式到新范式的转变不是科学共同体认识的深化,而只是信念的转变,是一个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转变过程。
 
    库恩还把科学革命比喻为政治革命,认为科学革命与政治革命有许多相似之处,所以他才把科学革命象政治革命一样称作“革命”。科学革命的范围可大可小。大的科学革命涉及一个学科领域如哥白尼的天文学革命、牛顿和爱因斯坦的物理学革命、达尔文的生物学革命等;也有一些科学革命的范围、影响都不及上述大革命,如天王星的发现、麦克斯韦方程的提出等,但由于他们都引起了范式性的转变,也属于科学革命。
 
    5、科学发展的动态模式
 
    在科学革命过程中,当新范式最终战胜并取代旧范式时,这就标志着科学革命时期的结束,而进入了新的常态科学时期。在新的常态科学时期,新的范式构成了有关共同体的信念,科学研究在新的范式指导下继续累积式前进。然后又出现大量的新的反常,陷入新的科学危机,引起新的科学革命。从而实现新的范式转变,进入更新的常态科学时期。科学的发展就是通过以上各个环节的周期性往复循环而不断前进。总之,库恩的科学发展的动态模式可以总结如下:
 
    前科学时期—常态科学时期—反常与危机时期—科学革命时期—新的常态科学时期······
 
    库恩的著作除了在历史和哲学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以外,还波及到社会学、心理学、文学乃至整个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领域,甚至在自然科学领域的著作中,也频频出现“范式”、“科学共同体”、“科学革命”之类库恩式的术语,难怪罗蒂称他为“二战之后最具影响力的以英文写作的哲学家”。
 
    二、范式理论在我国档案学领域的研究现状
 
    库恩的范式理论提出后,引起了理论界的巨大关注和强烈反响。此后,范式理论作为一种说明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相交替的工具,被广泛应用于各个学科和各个专业领域。其中也涉及到了档案学领域,出现了关于档案学范式的研究。
 
    国外对档案学范式的研究开展较早。早在1987年,加拿大学者休·泰勒就在加拿大档案学者年会上发表了题为《档案学的转变:技术调整还是范式转变》的论文[8]。1996年,T·库克在第十三界国际档案大会上所做的报告中,提出了著名的“后保管时代的档案范例”,指出“对1898年荷兰手册出版以来论述的历史分析存在着12个关键性问题。这些问题从整体上要求我们在1996年采纳一种新的概念范例作为我们未来档案论述的基础。当然,我们也需要根据新的概念范例提出新的战略和战术以及从事档案工作的新方法[9]。”2000年,瑞典学者简·达林在第十四界国际档案大会上所做的报告中指出了库恩范式理论的科学意义,并简要介绍了西奥·托马森的档案学范式研究成果[10]。托马森于1998年提出将档案学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前范式时期,随1898年荷兰《档案整理与编目手册》开始的经典范式时期,以及1998年荷兰手册再版后的后保管范式时期。他指出了每一个时期档案学的对象及其基本组成部分,即目标、方法和技术。这些学术成果均是通过国际档案会议为国内学术界所了解,目前国内学术期刊上相关档案学译作较少。
 
    随着学术交流与合作,对档案学范式的研究也逐渐扩展到国内。在万方中国学术期刊网数据库上搜索得到的结果,截止到2007年2月,有关档案学范式研究的学术论文共有26篇,最早的一篇发表于2004年。由此可见国内关于档案学范式的研究起步较晚,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范式”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最早出现在档案学论文中的是由安徽大学的丁华东教授和李珍老师合作发表在《湖北档案》2004年第10期上的“范式理论与档案管理探略”[11]。随后,“范式”在不少档案学论文中出现,如“论档案管理范式的转换及其体现的人文观念”[12]、“论档案学研究的主体意识与学科范式的建构”[13]、“论档案学研究中的范式现象”[14]、“论档案学共同体的责任”[15]等,对档案学范式的研究随之逐渐展开。
 
    档案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特别是从历史学脱离出来以后,基本上在学界确立了自己的学科独立地位,成为一门以档案现象为研究对象,以揭示档案现象的本质和规律为目标的一门综合性学科[16]。档案学中的范式研究,是档案学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对档案学本身的研究。通过对目前国内档案学范式研究的论文进一步综合分析和梳理,目前档案学范式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对档案管理范式的研究,如“范式理论与档案管理探略”[17]、“从政府到社会现代档案管理范式之转型”[18]、“档案管理范式研究引论”[19]、“我国案管理范式变迁探析”[20]等;其中还有对专门档案管理范式的究,如“企业档案管理范式的转变”[21]、“社会转型与公共政策创新——以人事档案制度为例的分析”[22]等;
 
    2、对档案学范式及发展趋势的研究,如“对档案学范式演进的思考”[23]、“论档学研究的主体意识与学科范式的建构”[24]、“档案学范式研究的元科学意义”[25]等;
 
    3、对档案学发展历程考察与范式建构的研究,如“运用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解析档案学发展历程”[26]、“社会记忆与档案学研究的拓展”[27]等。
 
    值得一提的是,个别关于档案学范式研究的论文,经过仔细分析能发现其中明显的不足。例如,在有的论文中如果将“范式”二字去掉后,似乎也能独立成文,这就会给读者一个直观感觉,好像这些研究仅仅是停留在概念直接套用的基础上。作为一种科学方法,范式分析存在着一定的局限,不能空洞、肤浅地套用或滥用。要敬畏学术,要正确运用库恩的范式理论解读档案学范式演进的历史与现状。当然,这和我国档案学范式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密切有关。
 
    目前国内档案学研究中的范式现象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上海大学倪代川教授将其概括为四点:“指导和规范档案学研究,形成档案学研究范式;激发档案学人的主体意识,促进档案学学术发展;强化档案学学科独立性,捍卫档案学学术尊严;提升档案学研究理论深度,拓展档案学元科学研究[28]。”档案学领域的这种范式研究现象不仅成为档案学术领域中的一项新的研究内容,新的热点,在一定程度上它也是档案学理论研究创新的一个潜在生长点甚至突破点。应用库恩的范式理论,对档案学理论发展进行反思,不仅能指导现实的档案学研究,同时也帮助我们认识未来。历史提醒我们:科学理论的发展停留在现有的解释上是危险的,同时局限于现有的问题和研究角度也是错误的。这种观点正激励着我们在档案学研究中不断创造,寻求新的坐标,开辟更广阔的研究领域。
 
 
作者:薛永强 黑龙江省档案局
邮编:15000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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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洪晓楠著.科学文化哲学研究[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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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8] 倪代川.档案学范式研究的元科学意义[J].湖北档案,2006.11
[27] 丁华东.社会记忆与档案学研究的拓展[J].中国档案,2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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