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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档案记忆”对“社会记忆建构”的作用
——以黑龙江省档案馆《土地改革运动》史料丛编为例
作者:超级管理员 来源: 更新时间:2016-06-17

【摘要】本文以黑龙江省档案馆编著的《土地改革运动》史料丛编为例,通过分析具体案例,详细讨论“档案记忆”对“社会记忆建构”的正反两方面作用。

【关键词】档案记忆  社会记忆  建构

   【Summary】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analyzes specific cases, by the example of the "land reform" Historical 

Corpus compiled bythe Heilongjiang Provincial Archives, detailed to discuss both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of "file memory" on the "social memory construction".

   【Key words】File Memory  Social Memory  Construction

 

   “档案记忆”作为“社会记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认同。通过“档案记忆”来建构“社会记忆”,日益成为档案工作部门所提倡的新思路。本文以黑龙江省档案馆1983年编著的《土地改革运动》为例,通过分析比较这89份形成于1945年9月到1949年10月间的原始档案材料,就“档案记忆”对“社会记忆建构”的作用展开讨论,希望对有关专家学者的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何谓“社会记忆建构”

 1、“社会记忆”一词的诞生及内涵

    哈布瓦赫最早提出了“社会记忆”一词,他认为,“人们的回忆是基于现在的情况而被重新建构的,它取决于当下人们的需要、利益和观念,是为现在服务的,它不是个体记忆的简单累加,而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进行的重构。”这一词语一经诞生便吸引了众多的专家学者对此进行研究,台湾学者王明珂将“社会记忆”定义为:在一个社会中借各种媒介保存、流传的“记忆”,由人群当中的经验与过去的历史、神话、传说构成,借由文献、口述、行为仪式(各种庆典、纪念仪式与讨论会)与形象化物体(如名人画像、塑像,以及与某些记忆相关的地形、地貌等等)为媒介。

 2、“社会记忆”与“集体记忆”、“历史记忆”的关系

    根据台湾学者王明珂的研究成果,“集体记忆”指的是在“社会记忆”中有一部分的“记忆”经常在此社会中被集体回忆,而成为社会成员间或某次群体成员间分享的共同记忆。可见,“集体记忆”是“社会记忆”的子集。而“历史记忆”则指人们借此来追溯社会群体的共同起源(起源记忆)及其历史流变,以诠释当前该社会人群各层次的认同与区分。“历史记忆”是“社会记忆”的真子集,且与“集体记忆”有交叉部分,它的涵盖范围最小。

3、“社会记忆”的特点与“社会记忆建构”

我们发现,“社会记忆”较之个人记忆而言,切断了记忆的一致性,它更强调记忆的分层次特点,社会中不同的群体对于同一事物有着不同的记忆。此外,“社会记忆”又不同于历史文献,区别主要在于前者更具有主观能动性。

“建构”是一个借用自建筑学的词语,原指建筑起一种构造。后被引申到文化研究、社会科学和文学批评上。从这一角度出发,“社会记忆建构”是指在一个社会借各种媒介保存、流传的“记忆”上,建筑起一个分析、阅读系统,使人们可以运用一个解析的脉络,去拆解那些“记忆”背后的因由和意识形态。

二、“档案记忆”与“社会记忆建构”的关系

1、“档案记忆”理论的由来

档案具有社会记忆功能,这早已被社会学家们所承认。美国社会人类学家保罗·康纳顿认为“记忆的恢复借助了外来原始资料。”早在1950年的第一届国际档案大会上,国际档案历史会第二任主席、法国国家档案局局长夏尔·布莱邦就指出:“档案是一个国家、省、行政机关的记忆,档案馆保存的是一个国家灵魂的材料。”2004年,第十五届国际档案大会以“档案、记忆与知识”为主题,引发了与会者广泛而深入的讨论。随着档案工作新思路的不断拓展,对“档案记忆”理论的研究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并且获得了学术界的认可。

2、“档案记忆”与“社会记忆建构”的关系

 2011年,加拿大著名档案学家特里·库克在中国的一次学术讲演中深刻阐述了“档案记忆”的思想,他把西方档案学的观念和战略变化归结为四个范式:证据、记忆、认同和社会/社区。西方档案学的战略演进从证据转向记忆。从此,“证据”和“记忆”就成了“档案行业最核心的对抗性二分法”,成了“档案这枚硬币的两面,彼此之间充满张力,尽管对档案事业而言是一对矛盾体,但缺少了一方,另一方也会失去价值。”库克强烈反对忽略记忆的证据观,认为“没有背景丰富、上下文清晰的可靠证据,记忆不免虚假,失真,成为随意之念或无端的想象、虚构、空论。而没有记忆的影响和需要,证据既无用又无关。”与此同时,“记忆”较之“证据”的重要性被库克进一步强调,认为档案工作者应从被动地守护“自然”的档案遗存证据转向“积极的档案塑造者”,进而“有意识地构建社会记忆。”这种新的看待过去的模式,超出了档案的范畴,它是从情景的视角来证实过去。

三、“档案记忆”的中介身份对于“社会记忆建构”的作用

看待“社会记忆”可以有三种方式,“一是从主体的视角,分析特定群体所拥有或建构的记忆;二是从客体的视角,分析特定的记忆对象是如何形成的;三是从中介的视角,分析社会记忆的各种传承方式和建构形式。”“档案记忆”无疑是第三种视角,以中介的身份介入“社会记忆建构”,从而达到更加真实、客观的目的。孙德忠在《社会记忆论》中提出,“中介在对人类主体能力和本质力量的储存和复活上,它与特定的主体和客体具有同样的,甚至更加显著的效果,即它是社会记忆的最直接、最典型的形式”。

1、“档案记忆”对于真实的“社会记忆建构”的正反两面性

“档案记忆”依托于史料,是建立在“证据”基础之上的“记忆”,较之普通的记忆更加真实可信。打开任何一本历史学专著,我们都能看到这些记忆的痕迹。这些记忆被历史学家们称之为“直接的史料”,或谓之“未掺过水的史料”、未经“糟蹋过”的“原料”。傅振伦认为档案是“最为崇高”之史料,“优点实多”,其“为原始资料,而非滋生资料;为直接资料,而非间接资料;为第一等之资料,而非第二等以次之资料”。《土地改革运动》中所辑录的档案材料包括指示、大纲、办法、报告、总结、致函、决定、结论、问题、经验、调查等多种文体,真实再现了1945年9月——1949年10月黑龙江省土地改革运动的真实情况。

 (1)真实的数字统计

 在《庆安县大罗镇发动群众工作总结》中,我们可以看到大罗镇的人口土地社会状况:“大罗镇是庆安南部的一个小镇子,是区政府所在地。大罗镇村共254户,人口1139口,劳动力307.5个,每户平均四口半人。土地共581.7垧,自耕地279.7垧,出租地302垧,本村佃耕地225垧,其它出租给外村,每户平均地二垧二亩。全村有地户72户,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二十八点二,无地户183户,占百分之七十一点八;有房户70户,占总户数的百分之十七点五,无房户181户,占百分之七十二点五。”在叙述各阶级特点时,还附了一份“阶级关系表”,清晰地反映了这些特点之间的逻辑联系。“档案记忆”中的数字统计增加了原本属于感性逻辑范畴的“社会记忆”的理性成分,使其在建构的过程中显得更趋合理,更为受众所信服。

 (2)真实的口语性表述

 在《克山县北兴区太平庄农民斗争经验总结》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表述:“李永泰的母亲说:‘现在一个屯抱成一团,像一家人一样,你帮我,我帮你,多么好!现在翻过身了。穷人都知道穷人翻身了,该咱们穷人说话的时候了。’太平庄已经成了农民的天下了。”在《双城县关于群众工作报告》中,我们也看到了类似的表述:“等到开了斗争会,许多人在大会上讲了话,面皮撕破了,‘反正是把人得罪了,不要他的地,他也不会和你甘心的’,这时大家不仅敢要而且还多多益善,从容计较,即使一些原来不敢出头的人,这时看人家都要了,而且又知道些简单道理,因而也不大害怕了。有些人问工作队:‘同志,你看我只有两间破房子,能不能也分到一点地?’还有的从侧面打探,连许多中农甚至佃富农都百般设法,托人说情,要分到点地。”“档案记忆”中真实的口语性表述使“社会记忆”的色调更加鲜活,更符合记忆的特点,也使其更易于在感性的维度中拓展,更为受众所接受。

 (3)真实的政府公文原件

 《土地改革运动》辑录了涉及运动的诸多政府公文原件,真实地表达了官方语境下的土地改革运动实貌。以《嫩南行政公署关于分配敌伪地产的指示(一九四六年五月二日)》为例,该材料为公文原件,表述了如下内容:“对开拓地及没收汉奸土地之处理分配,行署前已颁布暂行办法。兹经全区临参会之讨论及初步实行经验之整理,特再明确提出实行时之重点,并有部分的修改,希即布置实行。一、所有伪满时代之开拓地、满拓地、军用地及没收的汉奸逆产以及……二、分配时以伪满大村为单位……三、……”作为政府公文原件的“档案记忆”更具有说服力,也受到专家学者的青睐。这些公文原件往往成为“社会记忆”建构的脊梁。

 然而,“档案记忆”与真实的“社会记忆建构”还存在着距离。这些作为“证据”的记忆留存下来,已经与当下的时代相脱离,对记忆密码的解读往往不尽人意。在前文引用的《庆安县大罗镇发动群众工作总结》所附的阶级关系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各阶级的具体户数和所占的百分比,但是究竟如何具体定义各个阶级,相近阶级之间的差别如何进行辨别区分,可能与我们今天的理解大相径庭。因此,我们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此外,“档案记忆”看似真实的表达方式往往掺杂了更多的感性成分,虽然更容易被受众所接受,能够留存在“社会记忆”中的影响分子究竟有多少,始终是个未知数。如《双城县关于群众工作报告》中所描述的斗争会的情况,活脱脱地再现了当时的场面,同时分析了与会者内心的斗争过程,这一分析给读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是掩卷沉思,这些表述究竟是档案形成者自身的感受还是客观事实?是某个或某些农民的实际情况还是大多数农民的实际情况?这些疑问又给“社会记忆建构”设置了屏障。

2、“档案记忆”对于连续的“社会记忆建构”的正反两面性

“社会记忆建构”需要连续不断的素材进行拼接,以向大众展现出活生生的记忆画面,这种“动画”性的特点恰好与“档案记忆”形成的连续性相吻合。因为,凡是有人类活动的地方,就必然地会生成档案,而且伴随人类活动的连续性,连续不断地生成的档案也是具有连续性的。《土地改革运动》正是按照时间序列将1945年9月到1949年10月的全部土地改革运动的文件进行汇编,注意保持史料的连续性,在处理相同年代的史料时,注意史料间的逻辑关系。上册主要辑录中共各级机关下发的指示性文件以及决定、办法等,下册主要辑录基层党组织在具体工作中的总结和经验。在探讨土地改革运动的“夹生饭”问题时,先是辑录了《北安奉天屯重煮“夹生饭”》,这则材料描述了北安奉天屯的“夹生饭”问题很重的状况,接下来叙述了深入检查的办法以及解决具体困难的实例,进而叙述发动诉苦酝酿斗争以及转到后屯扩大斗争的情况,从陈述情况到发动斗争。材料中对于斗争的热烈场面描写得非常生动,“这时,屯里面有三十上下人起东西,一面将刘永山家主要的人也捆起来了,一屋一个在审问,老三依然神气十足,硬邦邦的,被大家打了一顿,说:‘打打他的地主架子’。”紧接着,后面辑录了《财神岗深入土地斗争工作过程》,直接从斗争的角度展开对“夹生饭”问题的解决情况。在《海伦县斗大树挖财宝的经验》中还辑录了“春耕中消灭‘夹生饭’果实统计表”,以及“福海区消灭‘夹生饭’结合解决春耕籽种马匹统计表”。这些材料具有明显的前后承接关系,充分体现了“档案记忆”的连续性特征,能够在短时间内搭建出“社会记忆”的基本架构,符合“社会记忆建构”的客观要求。

 但是,这种天然的“连续性”未必总是恰到好处地形成客观的“社会记忆建构”。由于“档案记忆”的生成和保存具有主观选择性,“权力”是“档案记忆”形成的推动者。吉姆·奥图尔指出,“形成一份文件的行为并不总是善意和有意的,它常常涉及到权力。例如科尔特斯记载了那场战争和战利品的文件就是权力的产物。拥有权力的人利用创建文件来巩固权力,并为自己行为的动机和意图涂脂抹粉”。因此,受“权力”因素的影响,这种“连续性”有时恰好蒙蔽了人们的双眼,“连续性”的档案往往垄断了编研工作者的视线,无意中降低了孤本的地位。再次以《土地改革运动》中有关“夹生饭”问题的叙述为例,这些材料的形成者是各级基层党组织,具有一致性的身份特质,因此,在利用这部分“档案记忆”进行“社会记忆建构”的过程中不得不继续搜寻其它角度的材料与之互证。与此同时,“档案记忆”也存在着记忆断裂的危险,有些重要的记忆片段已经遗失,因此需要收集相关的记忆碎片。《土地改革运动》一书则非常注重查找这些散佚的资料,如《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摘自《刘少奇选集》上卷,《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共共产党土地会议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三日通过)》摘自一九四七年第十六期《松江通讯》,这些摘抄和引用正是为了利用连续的“档案记忆”对“社会记忆”进行合理建构。

综上所述,“档案记忆”有着自身独特的优势,是进行“社会记忆建构”的重要材料。但是,过分依赖“档案记忆”的优点来进行“社会记忆建构”,最终的效果未免失之偏颇,还需要编研工作者对这些优点和长处进行合理利用,以规避不必要的风险。

 

参考文献:

黑龙江省档案馆.土地改革运动[M].1983.

弗朗西斯·布劳因.档案工作者、中介和社会记忆的创建[J].中国档案.2001(9):P31.

丁华东.档案记忆能量探论[J].浙江档案,2011(12):P29.

特里·库克.四个范式.欧洲档案学的观念和战略的变化———1840 年以来西方档案观念与战略的变化[J].李音,译.档案学研究,2011(3):81-87.

孙德忠.社会记忆论[M].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P131.

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P103.

黄坤坊.第一届国际档案大会(连载一)[J].档案,1995(1):P24-25.

 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P75.

 

 

 

黑龙江省档案局编研处   韩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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