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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故事告诉您:家风很重要 要操操心 不要护犊子
作者:中国文明网 来源: 中国文明网更新时间:2016-10-18

    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指出:“领导干部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

  家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儒家文化讲究“诗礼传家”。对于传统士大夫阶层来说,“修身齐家平天下”也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最高目标。包括寻常百姓,也同样持守这样的治家信条。今天到北京一些胡同里的老四合院,仍然能看到“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之类的门联。

  在中国共产党人不断“赶考”的峥嵘岁月里,那些优良醇厚的家风也一直为人称颂。这个周末,让我们透过几则小故事,一起来感受几位老一辈革命家的家风家教。

  周恩来:我自己没有孩子,但要教育侄子侄女走自己这一条路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不少故乡亲友给身为总理的周恩来写信,要求进京做事,在新政府里谋得一官半职。周恩来十分反感这种任人唯亲的腐朽作风,认为新社会不能搞旧社会的裙带关系。为此,他专门召集身边亲友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并定下了著名的“十条家规”: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去看看;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五、不许请客送礼;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八、生活要艰苦朴素;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侄儿周尔辉的父亲是烈士,周恩来将其接到北京抚养。当时北京办有干部子弟学校,是专门培养烈士、高级干部子女的。但周恩来没有让周尔辉上这样的学校,而是让他到普通的二十六中学住校学习,还特意嘱咐无论是领导谈话、填写表格,还是同学交往,千万不要说出与他的这层关系。后来,周尔辉在北京钢铁学院任教,1961年结婚,学院领导帮助他解决了夫妻分居的难题,把他爱人从江苏淮安调到学院子弟小学任教。周恩来知道后批评道:“这几年遭受自然灾害,中央调整国民经济,北京市大量压缩人口,国务院也正在下放、压缩人员,你们为什么搞特殊化,不带头执行?”邓颖超也从一边给侄儿、侄媳做工作:“伯伯是抓压缩城市人口工作的,他要带头执行这项政策。”在周恩来夫妇的耐心说服下,侄儿、侄媳一起调回了淮安工作。周恩来说过,我自己没有孩子,但要教育侄子侄女走自己这一条路。

  陈云:不能给自己盖房子

  陈云一家原先住在北京市北长街上,房子受到地震影响出现了开裂,被定作危房。当时计划翻修一下,设计和预算都已到位,但在最后时刻,陈云告诉身边人:“这件事不能做,我不能给自己盖房子。”最终,工作人员用铁管子在陈云办公室搭起一个防地震的架子,上面铺着厚木板。陈云就在这个“铁框框”里坚持办公,直到很长一段时间后才搬至中南海。

  同时,陈云也严格要求家人、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要他们“以普通劳动者身份自居,不搞特殊化”。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担任中财委主任,夫人于若木也在中财委机关工作。于若木本来完全可以搭乘陈云的汽车上下班,但她一直坚持骑自行车去机关,没搭过一次车。陈云对自己和家人的严格家风可见一斑。

  罗荣桓:生活不要特殊化

  罗荣桓元帅经常告诫家人,一个革命者想的应该是为人民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不能因为地位不同了、身份变了,要求额外的照顾和特殊的享受,搞特殊化。

  在生活中,罗荣桓常常通过一些身体力行的细节来教育子女。1947年7月,罗荣桓从莫斯科治病回到哈尔滨,全家被安排住在市区一处很宽敞的独立庭院里。他多次向有关部门提出将这处庭院挪作公用,自己另找一处房子住。

  一次,罗荣桓到时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谭政家去,见他家住的是一处二层小楼,就跟他说:“跟你们搭个邻居怎么样?你家住楼上,我们住楼下。欢迎吗?”谭政起初还以为是句玩笑话。但没过两天,罗荣桓一家却真的搬来住了。罗荣桓对家人说:“住的房子大小,看来是不起眼的事情,但我们是党的干部,要时时想到生活在基层的人民大众,不能官越做越大,住的楼越来越高。”罗荣桓还说:“生活不要特殊化,一味追求舒适的生活,讲究吃穿,贪图享受,就要变坏的。”

  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在弥留之际嘱咐爱人:“我死以后,分给我的房子不要再住了,搬到一楼的房子去,不要特殊。”他还交代子女说:“我没有遗产留给你们,没有什么可以分给你们的。爸爸就留一句话:坚信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真理,永远干革命。”罗荣桓没有什么遗产留给子女,但是给子女甚至全党留下了不可估量的精神财富。

  张闻天:“苛待”自己最亲爱的人

  “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公仆对人民只有奉献的义务,没有索取的权利。”这是张闻天一贯奉行的原则。在他的一生中,无论身居何位,他从不为自己和家属谋私利,甚至为了避嫌而“苛待”自己最亲爱的人。

  新中国成立后,担任领导职务的张闻天因公配有汽车上下班,但他从不允许子女“沾光”。有一次,儿子张虹生趁父亲上班前爬上车,赖着不下来,以为这样能让自己坐一次向往已久的小汽车。谁知父亲一点也不妥协,他干脆走着去上班,让汽车停在原地。小虹生只好乖乖地下车。

  上世纪50年代,知识青年开始上山下乡。张闻天动员刚从中学毕业的儿子响应党中央号召,到天津茶淀农场锻炼。两年后,张虹生获准回到北京考大学。因离校时间已久,张虹生对外语没有把握,希望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父亲给直接分管的外交学院打个招呼。张闻天一口回绝:“你有本事上就上,没本事就别上。”最后,张虹生凭自己的本事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

  1962年,张闻天再次送儿子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由于条件艰苦,到新疆没多久,张虹生患上肝炎,并发展成慢性病。他向父母要求回京治疗,张闻天却给他回信:“你有什么资格来北京看病?新疆那么多职工得了肝炎,都是在新疆治,肝炎完全可以在当地治。”张闻天告诫儿子不要搞特殊化,要他在新疆一边劳动一边治疗。

  张虹生在新疆整整工作了15年,在那里结婚生女,直到张闻天去世两个月后,才凭“落实政策”调回祖籍江苏,在南京的晓庄农场落户。1979年,中组部开出调函让张虹生到北京工作。张闻天夫人刘英直接把调函退给中组部:“干部子弟为什么都要回北京?”张虹生尊重了母亲的意见。同年,张虹生调入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一直到2001年退休。

  故事讲完了。“家风”的重要意义,就不再多说了。您自己的学习、思考、实践、感悟,才最最重要!(部分资料整理自《人民日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等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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